四　晋城市市属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

　　（一）思想保守，观念落后，机遇意识差，错过了改革的最佳时机

　　党的十五大之后至党的十六大之前，全国各地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波澜壮阔，无论是改革政策，还是改革的氛围，无论是各级党委、政府的重视程度，还是广大职工群众的承受能力，都处于最佳状态。在这个国企改革的黄金时期，一些处在改革关键部门的领导同志，对于国企改革大政方针的精神实质吃得不透，对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意义理解不深刻，认识不到位，思想解放程度低，观念更新速度慢，机遇意识差。对于如何从整体上搞活市属企业，如何在战略上优化国有经济结构，缺乏深入的研究，改革目标模糊。指导改革满足于上行下效，满足于一般性号召，满足于表面形式，满足于数字统计，致使许多企业改制走了过场。市委、市政府关于国企改制的许多《决定》、《实施意见》没有完全落实。由于错失改革良机，问题越来越多，情况越来越复杂，现在想改却很难。难怪有人说，“过去能改不想改，现在想改改不动。”

　　（二）改革缺乏统筹安排，协调性、连续性、前瞻性不够

　　国企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，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，都可能导致前功尽弃。市属企业前几轮改革不同程度存在简单照搬外地模式，片面强调一企一策，缺乏统筹安排，顶层设计。改制方案随意性大，一个部门一个模式，一个系统一套思路，一任领导一个要求，各自为政，各行其是。对于改革的目标、标准，缺乏硬性要求。国有经济在哪些行业保留？哪些行业不保留？哪些进？哪些退？这些全局性问题，缺乏统筹考虑。在改革的具体政策上，不够严谨，缺乏协调性、连续性、前瞻性；在具体的操作细则上，不周密，不配套。比如置换职工身份的经济补偿金问题，基本社会保险接续问题，企业办社会职能脱钩问题等，这些事关广大职工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，缺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，缺少反复认真的论证讨论，出台政策简单照搬，上行下效。还有的随意性太大，朝令夕改，出现政策的不统一，不连续，以致相互攀比，连锁反应，直接影响改革顺利推进。比如，2005年市委、市政府决定用两年左右时间，完成市属国有和集体非煤企业产权与职工身份“双置换”改革。全市范围内迅速掀起新一轮国企改革高潮。但时间不长，随着政府主要领导的调整，这项工作明显放缓，以致后来基本停止。不仅影响政府的公信力，而且严重挫伤企业改革的积极性。

　　（三）主导改革的决策者“政绩观”偏移

　　各级党委、政府是国企改革的主导者，党委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对国企改革的态度至关重要。国企改革已经进入“深水区”，市属国有企业改革又有历史欠账，多年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，集中凸显，改革成本越来越高，维稳压力越来越大。一些党委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政绩观偏移，怕担风险，怕麻烦，怕影响社会稳定，担心国企改革花钱、费力、不出彩，影响“政绩”，因而对国企改革这样难以快速见效的“潜绩”工作不想上心，不愿下手，能推则推，能拖则拖，宁可花钱救急、救火，不愿下功夫彻底解决问题。或者“雷声大，雨点小”，敷衍应付，回避矛盾。还有的对困难国有企业抱不负责任的态度，让其放任自流，自生自灭。

　　（四）改革动力不足

　　一是党委、政府工作重心转移，重发展，轻改革。二是一些政府职能部门怕麻烦，甚至担心企业改制后，失去寻租的机会。三是一些企业领导人员，有的存在畏难情绪，有的怕改革丢掉权利，甚至有些企业的领导人还想做“穷庙富方丈”，对改革不积极，不主动。还有一些垄断性或已经做强做大的国企领导人没有改革的动力。

　　（五）相关部门协调配合不力

　　企业改革涉及的相关职能部门工作协调配合不够，没有形成合力。管事的部门很多，真正干事的不多，说不能办的多，说怎么办的少。许多部门只从自身的职责和权利出发，缺乏对国企改制这一特殊事物的支持和理解，不能从全局的角度看待处理问题。改革配套政策，相关的会议纪要到了一些职能部门程序复杂，手续繁琐，甚至拖延不办，致使一些企业改制时间无限期延长，以至搁浅。

　　（六）改制周期过长

　　上述种种原因导致市属国有企业每一轮改制周期拉得过长。新一轮改革开始了，旧一轮改革还没有结束，出现许多难以预料的新情况、新问题，使得不少改制企业或者启动后长期不能完成，或者迟迟不能启动。一些资产状况尚可的企业本应彻底改革，及时转制，走向市场，获得新生，结果在无限期的拖延中大多变成了资不抵债的企业，最终只好走上破产倒闭，退出市场的绝路。如市属的几个缫丝厂（阳城缫丝厂、端氏缫丝厂、唐安丝纺厂等）。一些已经启动改制程序的企业，由于无限期拖延，政府不得不长期应付职工上访，或者对这类企业继续承担无限责任，其结果是在付出高昂成本的同时，既没有完成经济结构的调整，也没有实现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，还留下了许多遗留问题。